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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终于获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待遇:中国市长
发布时间:2018-04-27 07:04

原标题:海南终于获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待遇:中国市长们的赛马梦

◎智谷趋势(ID:zgtrend)| 旺角黄局长

海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一刻能吸引了全国的目光。

2018年4月14日,自贸区、自贸港的牌子从天而降,宣布了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比雄安还特别的地方。

最具标志性的莫过于“赛马”。

不要仅仅把它视为一项“运动”。它曾是过去近三十年里,中国从北方西安、北京,中部的武汉,南方的广州、深圳……众多的市长们做过的最大胆的一个梦。

现在,这个梦终于有望在海南实现了。

官方的表述是,中央还鼓励海南“发展沙滩运动、水上运动、赛马运动等项目,支持打造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。同时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”。

即便海南建特区时,也很少有人把下一个澳门、下一个香港的名头赠予海南。但“赛马运动”+“体育彩票”就是能产生这样魔力。

“有奖赛马”在中国的土壤中,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、技术问题。它曾是“姓资姓社”,是“改革开放与否”的风向标。

所以,管你是广州、武汉,还是北京,管你是地方政府还是资本驱动,一波波的实验都是折戟沉沙,铩羽而归。

这一次,海南最接近趟出一条新路,也最接近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留下海南的足迹。

01

中国1949年后的第一场“有奖赛马”出现在一个大家今天很难想到的地方——西安。

1991年3月,中国还在要不要深化改革开放上斟酌、彷徨。在这个诡异的时刻,三秦大地发出了一声震天响的“枪声”。

西北电业管理局联合有关机构搞了一场赛马,进场者可以花一块钱买“有奖赛马兑奖券”,竞猜前五名马匹,特等奖是当时的“三大件”之一——一台18吋的彩色电视机。

10万张奖券被西安人一抢而空,还吸引了深圳、广州、珠海有关人士前往观摩考察。

以往都是内地学沿海,这一次难得的反了过来。

当时国家的工业化、城镇化刚起跑没多久,到处都缺钱,很多地方政府不像今天一样可以发地方债,玩玩土地财政杠杆。

为了筹措发展资金,西安代市长崔林涛心一横,批准了这个大胆的项目。但还是努力要和资本主义的香港马彩做出区别——奖品是实物,跟赌钱还是有本质不同。

虽然搞了两场就偃旗息鼓,但这打响了“新中国有奖赛马”的第一枪。

以闯雷区著称的深圳人很不服气,回去第四天就跟港资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赛马俱乐部。马是跑起来了,鞭子也扬起来了,但俱乐部申请“幸运抽奖赛马”的报告迟迟未获批。深圳市府则一直不敢像崔林涛那样心一横。

原因是,一年前的教训历历在目。

1990年3月起,远离北京的深圳迎来历史上的第一次牛市。股市连涨,全国股民蜂拥而至,甚至连佛教名山的僧人也筹集了20多万元赶到鹏城杀入股市。

一夜之间,深圳诞生了几十万元、上百万元身价的富翁。巨大的财富效应引发社会震动,有人痛骂这是资本主义的产物。北京的记者写了一篇内参递到中南海,有多位领导作出批示,其中就有写“应该立刻关掉”一句。

经历这样一场危机,深圳自然是要小心翼翼。

为了论证有奖赛马的可行性,深圳市委政研室的几个干部专门跑到香港考察,结果真是大开眼界。

香港赛马会一年的投注额470多亿,八成用于奖金和必要的运营,其余就是给政府纳税,做慈善,是全港最大的单一捐助者。没有赛马会的税收和捐款,香港人的税率要增加一成以上。

这种非营利性特征令他们印象深刻。回来后几个人刷刷写出一份报告,从公益、税收、拉动经济、社会治安几个方面入手,宣扬“值得借鉴”。

推动历史的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,改革无禁区的观念席卷神州大地。没过几天,深圳赛马俱乐部就举行了大陆第一次“猜头马”有奖平地赛。

虽然兑奖率限定为一赔三,猜中头马只能获得几十块钱,但毕竟是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,可谓石破天惊。

02

借着这股融冰的春风,全国许多城市都心动了起来,上海、福建、大庆等省市纷纷抢滩赛马场工程,广州市长黎子流更是后来居上。

这位以实干著称的顺德人普通话讲不好,每次到北京“跑部钱进”,汇报时都会急得满头大汗说不出来。但他也深知赛马经济效益的不普通。

作为引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,广州深得少说多做的神髓。广州成立了一个赛马会筹备会,并给自己下了一条死令,“一概不做宣传”。

1993年,在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碎前夕,当时的亚洲第二大的跑马场在广州天河区拔地而起,马场可同时容纳4万人,主楼安装500台电脑联网售票系统, 1500米长的跑道上有跟踪摄影装置,终点计时的设备可精确到千分之一秒,一副完全现代化的作风。

市长黎子流亲自担任理事会名誉主席,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黄启桓则被派去做赛马公司总经理。

每到开赛日,场外密密麻麻停满了车。电动闸门一打开,高头骏马就如离弦之箭冲向终点。人们的肾上激素跑得比马还快,早已被唤醒的财富饥渴激烈迸发。

马场运作直追香港。比如有钱人可以认购马匹,一匹马要花十来万元,若能在比赛中闯进前三名,可以获得万把块的奖金。胜负就在几分几秒之间,真是刺激又惊险。

为了规避赌博指责,广州马场想了很多办法,比如改变兑奖形式,中奖者先拿到实物,再将实物卖回给赛马会套现。

在如履薄冰中,广州赛马走过了6年。

鼎峰时拥有职工3000人,马匹1220匹,马主581名;一个初赛日就要出动一百多匹马,投注额可达1000万元;用1000多万元租用卫星,开通卫星转播系统,市民在家中也可观赛。

总经理黄启桓在心中画下蓝图,要在周边建立亚洲最大的娱乐区,建超五星级的豪华酒店、38楼会员俱乐部、28栋30以上的大厦……

香港回归前,广州赛马场的生存更是上升到了改革风向标的高度。外媒报道说,“这是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加强的体现”、 “ 是中国政局稳定、盛世景象的缩影”。香港的媒体更直接,“九七不要怕, 广州也跑马”。

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,这句话是有特殊含义的。1982年撒切尔夫人访华,中国在主权问题上丝毫不退让,铁娘子走出人民大会堂的时候摔了一跤。

尽管邓公也说回归后,香港“马照跑,股照炒,舞照跳”。但英国首相这一跌还是也跌掉了香港人的信心:香港出现一段移民潮,资金逃离,汇率大跌,港人纷纷抛弃港币套取外汇。

广州把外势用到极致,但是不料内部出了问题。广州赛马会作弊、财务混乱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,其存在就变得越来越微妙了。

1999年,黄启桓极力为商业性赛马正名,写了一篇长文发表在中央级党报《人民日报》上,大谈赛马的利国利民,引得全国媒体疯转。一些地方政府赶来试探中央口风: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搞了?

这种逼迫国家表态的行为,最终打破了地方与中央之间那种脆弱的平衡。1999年底,上级部门开始对广州赛马会进行调查。不久之后,黄启桓向检察机关投案自首。大陆第一个博彩性质的赛马场就这样套死了自己。

03

草蛇灰线,伏脉千里。

广州赛马场虽然偃旗息鼓了,但“赛马梦”并没有就此戛然而止。竞相建设赛马场的冲动,从南方烧到北方,从沿海烧到内陆,一路席卷了湖南、四川、上海、江苏、山东省市。

第二波高潮发生在皇城脚下的通州。

2001年8月,由澳门马会执行董事、香港上市公司老总郑榕彬出巨资修建的北京通顺赛马场正式开跑。

这个赛场占地160公顷,号称亚洲最大,拥有三条国家跑道和先进的血检中心。2000多匹纯血马都是澳大利亚运来,分了20次波音飞机才运完,其中不乏超百万美元的马匹。

2004年3月,通顺赛马场正式向税务局申请进行投注竞猜赛马,“得到了口头接受”。竞猜投注的金额从10元开始,上不封顶。最火的时候,每个开赛日有上千人投注,北京电视台体育频道进行直播。

为避免博彩嫌疑,郑榕彬曾处处学香港,大力宣传公益色彩,将剩余所得捐赠给北京市红十字会、见义勇为基金会……不过开业近4年,还是两度被公安局口头叫停。

进退两难的通顺赛马场只好下达“葬马大行动”,几百匹纯种赛马被安乐死。

这个中国商业赛马的至暗时刻,充分展示了主导地方实验的力量中,资本与权力到底有何不同。广州深圳背后都有地方政府撑腰,运行了6年,而通顺赛马场的有奖活动前后只活了一年。

第三波高潮发生在武汉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,武汉就有“东方马都”之称,赛马场数量全国第一。位于九省通衢的武汉,曾经中西交融,不可一世。

只是78年之后,无论是经济特区,还是西部大开发,武汉都没有抢到最大的那张牌。从上到下,武汉都有光复“赛马之都”的梦想。

他们坚信一项研究成果:若是马彩在武汉放开,将带来1000亿的销售收入,400亿税收,以及300万个就业岗位。有人甚至将它看成事关中部崛起的关键旗子。

为此,武汉市专门成立了一个“马彩办”专班,研究赛马赛事规则和一揽子可行性方案,副市长刘顺妮亲自坐镇。

在全国两会等重要场合,武汉总是一马当先,冲在最前面,曾经联合全国近40个大城市的政协委员,联名提议“开禁马彩”。后来又搞了规模远超北广的东方马城、拿到了全国唯一被授权的赛马彩票研究中心牌照,从中央那里获批开展中国速度赛马赛事运作平台试点。

尽管中间闹过几次乌龙,但坊间还是有所期待,或许广州赛马场真的不会是一声绝唱。

2008年11月29日,堪称赛马界“中超联赛”的中国速度赛马公开赛在万众瞩目中盛大鸣锣,比赛设置了“猜头马奖”。

满怀期待的观众发现,兑奖方式可谓山路十八弯,先要去领取有奖竞猜券,凭此换取马号券,猜中了就去兑换“顶呱刮”彩票,刮中了才有奖。奖金从3元到最高3万元,最高奖只有一个。

马谜们幡然醒悟,武汉离明天还有很远啊!

3年后,武汉又举行了全国赛马锦标赛,这时看客寥寥,媒体关注热情锐减。关于武汉会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彩试点城市的说法,慢慢熄火。

04

今天,全中国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海南的身上。

它是一个比雄安新区还特别的地方。虽然都是深化实验的处女地,承载的战略任务却有所不同。

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中,海南是与台湾省并列的双子岛,从面积到资源,可比性实在是太多了。海南会从一个农业省发展成什么样,台湾同胞在观望,世界人民也在看。

斗转星移之间,这个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终于迎来了三十岁的生日。成绩是斐然的,差距也是明显的。

10年前就提出来的国际旅游岛,确实是海南弯道超车的一个绝好路径,所以也需要一些新玩法的支撑。

尽管,这一次中央鼓励海南“发展沙滩运动、水上运动、赛马运动等项目,支持打造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。同时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”。

赛马运动和赛事即开彩票分开列示,并无明确提出试点马彩。但有全岛自贸区与自贸港的双重加持,海南确实是目前三十几个省市区中,最有可能率先撕开一个口子的地方。

只是我们要知道,海南的行动,仍要精准找到地方—中央两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。

张五常曾经有一个比喻,他说每个地方政府就相当于一个公司,书记是董事长,市长是总经理。他们要对辖区的经济负责,竟相比拼招商引资大力发展经济。

过去四十年里,所有历史上的奇迹,都是因为它们出现在了一个合适的时间,合适的地点上。早一步,偏一步,都不行。

像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,就是当时的农村急需一场颠覆性的革命。80年代末的海南洋浦事件之所以会闹成“卖国风波”,也是跑快了一些。

不管赛马活动最终如何演变,海南的实验都会建立在中国的底色之上。

遥想1993年,广州赛马场跑完第二场比赛后,中央就来了调查组,广州赶紧踩下了急刹车,积极汇报工作。三个月后,文件下达到赛马会,里面写着:严格禁止有奖赛马。考虑到广州赛马场的投资回收,及对外造成的影响,允许广州继续进行体育性、竞技性赛马。

所以这马到底是能跑还是不能跑?胆大心细的广州官员有了自己的答案。等到7月赛事重启时,入场的两万马迷都发现,“博彩投注”的说法不见了,现在是“赛马智力竞猜”。

40米长的大型电子记分牌上还闪过一串走字标语:“中央批准广州继续赛马”、“坚持贯彻中央指示精神、开展有中国特色活动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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